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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站在名為《幸存者心靈之光》的油畫宿霧前指出，有人證有物證，南京大屠殺明明是真相，日本右翼政客咬緊牙關不承認顯得很可笑/大公報
　　中新網2月21日電香港《大公報》21日文章稱，中日之間的政治嫌隙不斷擴大，南京彷佛身處暴風眼，不知道明天將要迎接的是風還是雨。在中日關係冰封時刻，大公報記者試圖在南京的喧嘩設計裝潢聲中尋找打開兩國和解大門的鑰匙。文章援引學者觀點表示，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文章摘ssd固態硬碟壽命編如下：
　　前夜城ssd固態硬碟測試裡降的一場雪在和平廣場淙淙匯入水塘，這裡也流著成群細細碎碎嘆息的游客。站在名為《幸存者心靈之光》的油畫前講起日本右翼政客否認歷史，朱成山的面部表情一度抽搐，轉而又無奈的笑，“有人證有物證，南京大屠殺明明是真相，他們咬緊牙關不承認顯得很可笑。”
　　在這位日夜西服守護30萬冤魂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眼裡，中日和解之路雖非坦途但也不是無解，他一字一頓，“最重要的前提是日本承認加害中國的歷史事實。”
　　南京在1937年12月的慘痛無需多言，比屠殺更恐怖的或許是忘記屠殺。這時候是傍晚，夏淑琴剛出現在紀念館就被人認了出來。她就是那個在日本打贏了誣告案的幸存者。
　　“我從8歲活到現在不容易，他們卻說我是假的。當年我是躲在爸爸媽媽屍體邊十幾天的小姑娘，”夏淑琴用顫抖的手抹眼淚，“日本兵在屋外走來走去，我和小妹白天一動也不敢動，著每天吃一點鍋巴活命。當時我本來是想早點死了的。”顯然，活著的每一天對85歲的夏淑琴而言都是一種饋贈。
　　朱成山的爺爺在新街口做銀行職員，他小時候就聽爺爺講日軍在銀行門口濫殺無辜。“工作後研究和掌握的史料越來越多，更感覺中國不是對這段歷史說的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其實，中日並非像現在這樣每天都處於爭吵中。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以後，兩國曾有過一段“蜜月期”。滿頭華髮的南京大學教授張憲文清楚記得，1972年學校歷史系準備出版一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後來考慮中日建交強調友好，對於日本的傷疤不願戳痛就作罷了。”一輩子都堅信歷史即真理的張憲文沒能料到，日本右翼政客口中的歷史變成為名望服務的工具，由此更出現執政者的歷史姿態決定中日關係起落的怪圈。
　　日本從未認真反省
　　曾寫下《落日》的大公報記者朱啟平在1945年9月以他旅日的所見所聞提醒國人，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卻彌散著決戰氣氛何其反常。在今日的南京，越來越多中國人認為日本從未認真徹底反省戰爭教訓，他們甚至一點點喪失了對安倍悔過的希望。
　　朱成山認為，中國在二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得到承認，而歷史問題是中日兩國的政治基礎，跳開這段歷史談發展正常關係是一種幻想。“日本對中國侵略和加害的歷史並不像把水灑在女孩子裙子上說句對不起那麼簡單，更何況我們懷疑他們的誠意和態度反覆。”
　　“南京是近現代中日關係糾纏的焦點，雖然兩國還有領土等爭端，但假設安倍能夠正視大屠殺的歷史，必將是令兩國關係撥雲見日最重要的第一步，”張憲文加重語氣，“當然這隻是假設。”
　　來自江蘇省行政學院的歷史學者李繼鋒坦承不指望安倍悔過。“明治維新的確改變了日本，但仍然留下封建傳統。安倍的外祖父一手締造偽滿洲國，輪到安倍執政他寧可得罪鄰國也會維護家族的榮譽。”在李繼鋒看來，只有日本政治體系自我新陳代謝出現一個能徹底反省侵略歷史的領導人，中日才有望達到和解。
　　忘記過去或招災禍
　　有人不明白中國為什麼不能退一步海闊天空，但中國人其實並沒有沉浸在悲傷情緒里無法自拔，朱成山說，紀念館中有幾處放大的字是整個展覽的“眼睛”，代表中國對待歷史的態度。那些話分別來自保護南京難民的“活菩薩”約翰拉貝和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前者說“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後者說“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夏淑琴說，她每次來到紀念館都忍不住流眼淚，剛講述完自己家庭的苦難歷史她馬上恢復了平靜，在夕陽的餘暉中留下一句話和遠去的影子，“我講這些不是為了憎恨日本，是為了和平。”　　（原標題：港報：揭開傷疤認識中日曆史 忘記過去或招災禍）